南京，西湾8号，园洋房别墅。

在别墅的坊边，有一个大的地室。这间地室不但宽敞，且通风燥，装潢华丽，有沙发、电灯、风扇、桌椅、茶几等一应品，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

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招呼：“来来来，法国的红酒，正宗的21年波尔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赞叹。此君宽额脸，颧骨耸，睛贼小，笑起来带着猾之相，严肃时又给人一稽之。

跟后世装要说82年红酒不同，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次一级则是21年的，一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

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大笑：“我喝不来这味，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味。”

杨肇熉是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他笑：“希圣兄，这洋人的红酒，得慢慢品才有味，你刚才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过无趣，大丈夫喝酒就该一！”陶希圣说着就仰脖，把小半杯红酒全肚里，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啊！

周佛海捂住血的小心肝儿，顺着话说：“这国事就如喝红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没滋味，一急就要坏事！”

梅思平附和：“周兄说得在理。现在全国上都闹着要抗日，那些呼抗日号的，要么是莽夫，要么是别有用心者。他们偏激、执拗、诞妄、幼稚，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步。依我之见，中国本没有好抗日的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凡呼抗日者，皆乃国贼也！”

“思平所说，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赞叹。

说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属于“主和派”。

中国“主和派”是在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

此派人以汪兆铭为首，刚开始主张“一面涉、一面抵抗”；《塘沽协定》签署后主张“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欧列的支持；现在则呼“中日提携”，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持此观的人还很多，不止有汪兆铭、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跟周赫煊很好的胡适、张君劢，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此时都属于“主和派”。

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室聚会，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

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叫“低调俱乐”，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调分的不同。

只不过，当“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浇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胡适、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积极主张抵抗到底，而汪兆铭、周佛海等人则了汉。

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炉的《非攻》杂志，不屑地说：“这刊误国误民，会把中国带万劫不复的渊，早该禁掉了！”

梅思平叹息说：“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了什么迷魂汤，居然忍耐他至今。国贼不除，中国必亡！”

“哈哈，周明诚这次可惨了，必然名声丧尽，”周佛海笑，“还要多亏了肇熉兄。”

杨肇熉谦虚：“我只是顺手而为，当不起周兄谬赞。”

杨肇熉，政坛女人郑毓秀的夫，靠裙带关系才了上海地方法院院。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胡适已经跟他绝了，要知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的。

顺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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