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质基础。各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esp;&esp;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事”为发。“有某事”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的唯一的肯定。

&esp;&esp;哲学的质

&esp;&esp;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这在本书第二十一章已经讲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神的境界。这几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方面。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对未来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往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

&esp;&esp;哲学，和其他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发。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与其他各门知识不同，不同之在于，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在这个“某”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只可思的东西。例如，方桌可，而“方”不可。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官发展不完全，而是因为“方”是一“理”，从逻辑上说，“理”只可思而不可。

&esp;&esp;在这个“某”中，也有既不可，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在第一章中，我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它的反思的质，它最终必须思想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例如，宇宙，由于它是一切存在的全，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我们在第十九章已经知，“天”字有时候在这全的意义上使用，如郭象说：“天者，万之总名也。”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之。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这个全就在他的思之而不包括这个思的本。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可是他仍需思及全，才能认识到全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它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