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还是有这样的话：“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里也这样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这些话似乎可以表明，孟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思本人，也一定是思门人）在某程度上的确相信天人应和历史循环。我们会想起，这些学说在五行家中都是很显著的。

&esp;&esp;若把董仲舒看成与孟一派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上述的荀对思、孟的非议就更加有意义了。因为董仲舒观的原型如果真的于孟一派，则董仲舒是孟一派的新发展，据董仲舒来判断孟，则孟也的确可以说是“僻违”而“幽隐”了。

&esp;&esp;这个假说，还有事实可以增加它的力量。这就是，孟和董仲舒都以为《秋》是孔所作，都特别重视《秋》。孟说：“孔惧，作《秋》。《秋》，天之事也。是故孔曰：‘知我者其唯《秋》乎；罪我者其唯《秋》乎。’”（《滕文公》）孟的说法是，孔作《秋》，是天所的事。从这个说法，很容易得董仲舒的说法，说是孔果真受天命为天。

&esp;&esp;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董仲舒阐明他的人学说时，总是毫不隐讳地拿它与孟的人学说比较。在前一章已经指，二人的人学说的不同，实际上只是用语的不同。

&esp;&esp;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假说，认为今文学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一派的继续，那么就只有假定古文学派是儒家现实派即荀一派的继续，才合乎理。正因为如此，所以公元1世纪的古文学派思想家，都有与荀和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这方面，荀本人是受家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

&esp;&esp;扬雄和王充

&esp;&esp;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是古文学派成员，就是持有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反者之动”的思想，这正是《老》和《易经》的基本思想。

&esp;&esp;扬雄还写了一《法言》，在其中攻击家。当然，他在《法言》中也称赞了孟。不过这也无碍于我的假说，因为孟虽有某些家的倾向，可是从未走到像汉代今文学派那样的极端。

&esp;&esp;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公元27—约1），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神，反对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著作特有的神时写：“《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