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天灾不算什么，天灾也比不过人之智。

单单人祸也不可怕，愚人之智也不比明智之人。

天灾人祸赶在一起才可怕。

这次天灾人祸，可以追溯至嘉靖皇帝在位期间。

为施行新法，两京一十三省都在重新清丈土地，北方新法正在施行，从前各式赋役类繁多，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并非是让百姓少赋役，而是在不给百姓增添新赋役的况，让官府收到更多赋税。

过去是麦的收麦、织布的收布、采矿的收矿、捕鱼的收小鱼儿，征收时间不同，太过繁琐不说，关键是各类名目有各类胥吏征收，各人在其中上其手，导致无效税收过多。

就像清丈土地是为把别人藏起来避税的土地找来一样，大分税以银定税。

程序少了，被人贪墨的机会也少了，以减少无效税收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

但问题在一条鞭法是南税，有烈的地方局限，局限在银。

南方百姓用银的多，因为银多，海商、银矿、海外输，大量银集散在江南、闽广一带，由沿海向中原辐，但不包括宣大。

陕西宣大的百姓还是用铜钱的多。

税收方式一改，这边银价就的，一在铜钱换白银；二在过去税的实换白银。

过去税时间挨着大收，那会百姓手上粮最多，这个时间收税是恤百姓；如今税法改了，还在这个时间收税，大收时百姓手里都没银，就要用粮换银，人人都换，粮价最低，要用更多的粮来一样的税。

所以税就重了。

不受灾还好，一受灾，谁都吃不住。

嘉靖皇帝之前，朝廷太仓有银有粮，每逢遭灾立刻能赈。

等到隆庆皇帝接手帝国时，别说太仓没银，九边军饷都发不，还指望拿什么赈灾？那些年都是漕银漕粮赈灾。

太仓一直没存钱粮，抗风险能力就弱了。

而且这事还怪陈沐，如果没有陈沐，朝廷的白银会少许多，白银成为税务通货币也会晚一些。但因为他，直接或间接大明的白银量剧增。

与民间白银相比，他每年的白银其实仅为冰山一角。

差错，致使张居正更早以一条鞭法通行国中。

这一切汇总一，再加上遭灾时些许商囤积粮，哄抬粮价。

各地守军一时心，让百姓汇聚于延庆三卫之地，数万张嘴哪里是三卫所能养活的，而且这些百姓越聚越多，别说居庸关，就是一座大府城都只有坐吃山空一途。

问题随之而来。

赵士桢既在南洋办事，又在张居正府上住了半年，整个一条鞭法通行来龙去脉他更清楚，江月林几句话对他来说是破了窗纸，一就透。

这不是天灾，仅仅天灾，不会让百姓背井离乡，更不会让人拖家带逃到居庸关来，想要顺天。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人祸。

摆在赵士桢面前的问题比江月林还重，他无法押银两大同，他连宣府都不去。

“赈灾银必须大同，不大同，则灾难遏，居庸关灾民会越聚越多，延庆卫粮总有吃完那天，真到吃完……”赵士桢咬牙关，肃容：“不堪设想。”

“所以要放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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