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心想，仅靠自己手里的几万新军和巡防军，本无法抵抗二十几万同志军的攻，于是接连向清廷急求救。

总督府发给邮传的告急电报说：

“四川南路沿途，概系同志会匪把守关隘，虽有路亦不能绕越，见人即搜；

遇有公文报件，登时撕碎，将人捆缚，刀伤击无所不至。

……新津至邛崃，搁河坎线路九十余里，又至眉州、观音铺线路四十五里，概被匪徒砍毁殆尽。

东路自龙泉驿起，直至临江寺止，计线路一百六十余里，概被砍毁。”

清廷得到赵尔丰的急报后，预到将大祸临，大臣们慌成一团，盛宣怀主张决镇压。

清廷急调湖北、云南、湖南、广东、贵州、陕西等六省的分清军，急川镇压保路运动。

其实这些外省的军队，大都以各理由为借拖延，没有真正派军队川。

仅有黔军三个营冲过川黔边境四川，但是被同志军阻挡在叙州、泸州和富顺一带，寸步难行。

清廷急电促铁路大臣端方，令他亲自带领鄂军从汉启程川，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

同时，清廷认为岑煊任四川总督时，成功地将四川轰轰烈烈的红灯教镇压去了，有丰富的剿匪经验。

因此急调在上海休养的岑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和端方剿匪。

可是，狡猾的岑煊，知四川的反清形势比几年前更加复杂，保路烈火无法扑灭。

他到武昌后停来，诡称“受风，动咯血旧症，其势万难前行”。

向朝廷请假，回上海养病去了。

话说端方作为川汉和粤汉铁路大臣，一直待在武汉办公。

湖广总督瑞澄认为，钦差大臣端方待在湖北不走，会对自己的总督宝座构成威胁。

他看到端方受命后继续拖延，对他更是忌恨，不得快把他打发走。

瑞澄亲自登门拜访，客气地许诺端方，把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的鄂军给他带去四川。

这两标是湖北新军中的锐队，备有大量的西洋武。

同时保证川鄂军的后勤供应，如果后续需要增加兵力时，还可以陆续加派鄂军川。

端方这才有了底气，兴兴地带领两标湖北新军，约两三千人的锐队，经陆路赶到宜昌乘船。

从江星夜兼程西上，浩浩，气势汹汹地从路开赴四川，赶去成都戡灭火。

这次端方有了军队撑腰，心想夺取四川总督已不在话。

他迫不及待地伸手要四川军队的指挥权，在宜昌就以“四川最统治者”的吻，向四川官兵发《告示》。

要他们都听自己的指挥，并将《告示》四张贴。

声称：“朝廷派本大臣来宣布德意，又派本大臣来四川全省的兵……川省若仍旧闹，滋事来，只好照匪徒一样重办。”

可是，从江坐船逆而上，船行十分缓慢。

当运兵船江三峡航段时，船行更加艰难。

端方也是走了霉运，因为当年江上游大旱，江面不断退缩，河滩大分已枯。

三峡航段本来就多礁石和险滩，现在哪里还能行船？

面对朝廷接二连三达的促令，端方在船上急的团团转。

他派人找来大量的纤夫，费了九二虎之力，每天拉行不过几里路。

运气好时，也不过上行十几里。

端方的湖北新军迟迟不能川，急煞了于烈火炙烤中的赵尔丰。

有人给总督打小报告，说端方因畏惧保路同志军，故意慢腾腾地拖时间，其实他不想四川。

还听说他一路上欣赏三峡风光，悠闲地在船上诗作画，把川镇反当成了一次旅游。

说实在的，端方也是有意在拖延时间。他在等赵尔丰彻底垮台，朝廷正式任命他当四川总督那一天。

赵尔丰听了报告后气得吐血，他愤怒上奏朝廷，要参掉端方的铁路大臣职务。

端方接到朝廷的严令斥责后，急得豆大的汗珠直往地掉。

同时对赵尔丰反过来弹劾自己，恨得咬牙切齿。

端方决定分兵，以少分军队作先锋，令他们翻过巫山山脉，从旱路去成都。

可是川的旱路都是崇山峻岭，行军难于上青天。

再说了，湖北新军也不愿意急急地赶去送死，他们宁愿如蜗般在大山里爬行。

赵尔丰见成都被保路同志军围困，外省的援军久久不到。

决定派统制朱波澜和提督田武魁，率领清军锐队打开南门，冲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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