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了些笑意，又似有遗憾：“至于其他，不过难得此际遇罢了，难你为官一方，会鱼乡里么？”

杜甫也笑了：“自是不会。只不过楚姑娘言中唐之以诗写现实，前承于我，而白居易诸人关心民瘼之作，实多于我，江山百代，青于蓝，实在是令人叹。”

“确是如此！”李白对这现象也非常满意，不知想到什么，再开语带调侃：“白居易曾我之诗文，风雅比兴十不存一，看来以后，我得多作古风咯！”

杜甫闻言忍俊不禁：“我亦不过三四十首，尤需补新篇。”

“那便借此畅游之机，一访民？”

“甚好！也效前贤后者，作那周诗三百篇！”

毕竟，诗仙也好，诗圣也罢，俱是人民评说，笔，不该没有人民。

不独是李杜二人，曹植适韩愈李贺杜牧苏轼苏辙欧修王安石等文人士也纷纷大受震动。

说到底，在儒家兼济思想浸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曾有济世之心，虽然仕途多困顿，但他们却一日不敢忘报国安民之志，天万姓，不已位之尊卑定人，而是看其是否有利民之举。

他们忽然觉得有了方向，不是史书刀笔，而是广漠民间，不曾仕施为，亦可用诗笔喊心中意、生民病。

一时之间，几乎许多诗人都将目光投放到此前有所忽略的民间，并有意识地创作了大量的反映现实之作，诗之讽喻传统，在中华大地上历经千年而不衰，甚至时常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就导致官方乐府机构每朝采集的民歌越来越多，而不少官绅士竟是不敢太过为非作歹，因为那样会被写到诗里反复唾骂，甚至门还有黄衫客偷偷扔菜叶，他们丢不起这个脸。

如果说白居易的事迹给了无数文人学士以鼓舞的话，那么功罪谁评的论断则是在帝王将相心中掀起微澜。

自古王公，多惧史笔诛伐，所以有崔杼怒而杀太史的故事，可是，崔杼杀得了一个太史，杀不了后来人，更不用说，百姓心中，还有一本史书！

太极。

李世民目慨：“白居易是个好官。”他凝视堂诸位臣，目光沉，语气肃然：

“将镜所录白氏之讽喻诗抄录百份，广付群臣，好让诸位知晓，上有大唐律令，有万民评说，德不位，永远都将被钉在耻辱上！”

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隐现兵戈铿然之气，堂诸人神一凛，俱是明白了帝王的决心，当不敢怠慢，叩首领命：“谨遵陛教诲！”

未央。

刘彻端坐上首，不是第一次听到楚棠的这般论断了，他心中其实仍有疑惑，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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