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项城坐镇朝堂之上，理财治兵，此其所。在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本人所也。只有控制舆，才可影响国民。如果担任了阁虚位，则无法发挥我的。只有在民间，我才可与袁项城取补短。”

梁启超自视还是的。

李谕说：“古人云，防民之甚于防川，舆并非可以控制的东西。”

“非也！”梁启超说，“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这句也是梁启超的原话。

就是字面意思，梁启超想让袁世凯暗中控制舆论，但在表面上装舆论之仆人的样，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

虽然猛一看没有错，不过的确过于想当然了，自古以来这么想的都栽了大跟。

新闻报纸千千万，渠多如，最怕的就是上社会自以为聪明绝，同时认为民众都愚昧。

李谕说：“卓如兄，最近我也研究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作为知识分，同时为启蒙者，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的不应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启发民智。”

梁启超说：“所以启蒙者需要上人民的面，伪装成大众的一员，暗中引领无知而混沌的大众。”

李谕说：“我对启蒙倒是有另外的想法。”

梁启超说：“当我们最缺的是科学与政法，疏才作为科学之领军，本人愿洗耳恭听。”

李谕说：“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在他们后，他们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去，看见了太。

目眩神摇之，他结结地把所看到的讲了来。

可别人都说他疯了。

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睛去注视光明，并且知了他的使命是回到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

这个人是启蒙者，而太代表学问与真理。”

故事其实是一战后一名德国学者最先讲来的，当时他是据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故事行了诠释。

放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样合适。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一个隐喻！不愧是疏才，科学之名一都没有分！”梁启超赞，“在我看来，你讲的故事中的光明，就是西方。”

不只梁启超这么认为，目前大分国的知识分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说他们错了。

最少中国的这些英们第一次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想到的不再是诉诸三代之治以及古人经卷。

李谕只能说：“多学学自然是应该的，即便一时落后，将来说不定也会成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远之人。”

梁启超说：“疏才的话更加定我以手中之笔驯化民众之想法。我同时是一名报人，一言可以兴、一言可以丧，文人论政或许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监督朝野之政论家。”

“一言可以兴、一言可以丧”是民国年间非常多知识分持的理念。

他们心知如何是正确之路，单纯的上层改革远远不够，必须弘扬科学与民主。

不过报纸这东西毕竟在中国的时间还是有短，目前很多报人还是过于主观。

李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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