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被认为是相互作用的媒介。但量只是我在解释数学公式时引的假设，并不是要推翻顿的理论。”

李谕说：“时势造英雄，量理论和相对原理必然是时代的浪。”

“哦，天哪！你还说这是一场刻的革命，要知革命都是要付代价的，！”普朗克摸着脑门说，“量似乎只应该作为辐被发散或者收的一分而已，怎么就成了全？！”

李谕说：“用不了多久，理学就会现大变化，教授静观其变就是。”

“是的，我只能静观其变，”普朗克说，“我已经在普鲁士科学院选读过你的演讲稿，你知他们听后是什么状态吗？”

李谕问：“什么状态？”

普朗克说：“他们只能勉为其难、漫无目的地四踱步，并且愁眉不展地抱怨，以后不得不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把光看成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把光看成粒，星期天则只是祷告。”

李谕笑：“这忧虑不会持续很久。”

“希望如此，”普朗克略无奈，“否则量理论越是成功，就越显得愚蠢。”

李谕耸耸肩：“中国还有句古话，大智若愚，看起来愚笨，实际上有大智慧。”

“好吧，”普朗克说，“提到你们的古话，我已经在半年前开始学习中文，希望早也会使用成语。”

李谕讶：“您真的开始学中文了？”

普朗克说：“对啊，你天天说难难难的，我就不信了！”

李谕：“说难是为你好……”

普朗克则摆几本书：“我已经找法国最大的汉学家要来了几本中国名著。”

李谕还以为是四书五经之类，没想到普朗克摆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浒传》和《金瓶梅》。

普朗克又说：“我也是文学之人，小说比较容易懂。”

李谕说：“我觉得可以从《西游记》开始，看起来比较好上手。”

“不，”普朗克说，“伯希和先生说《金瓶梅》更加贴近三四百年前中国的样。”

“这本书它……”李谕还想说什么，突然脑里一闪，“伯希和？莫非是保罗·伯希和？”

普朗克说：“对的，他是整个法国，不，应该说是整个欧洲最好的汉学家。”

敦煌的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文盗，第一个是斯坦因，第二个就是保罗·伯希和。

斯坦因在搬走大批敦煌文后，保罗·伯希和又去洗劫了一次。

而且保罗·伯希和是个正儿八经的汉学家，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盗走了藏经里的全华，也就是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

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黎。

——和盗没什么两样，无需任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