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渤海王府的承运殿，独自一人翻阅着《邸报》，将朱允炆的建文新政给看了个大概。

其实大致看来，朱允炆的新政还是有不少可取之的，只是政策是偏向于理想了。

宽松刑法是肯定要走的路，毕竟洪武年间的律法过于严苛了。

至于蠲免苏松江浙的赋税，降低当地税率，这在朱煦看来也算得上一项仁政。

说到底，江浙一带的赋税确实沉重，这仅从苏松二府就承担了大明十分之一的赋税就能看。

苏松二府的耕地不到十五万顷，仅占全国百分之四不到，而二府税粮却达到了四百万石，占了全国三千二百万余石的百分之十二还多。

朱煦在构思《钱钞法》的时候，他仔细算过大明的赋税和平均亩税。

其中，全国平均亩税为每亩五斤三两，而苏州达四十二斤，松江达三十五斤，苏松合计之后平均来，每亩赋税负担是全国的七倍有余。

这样的赋税差距，主要是洪武年间北方及西南各地百废待兴，朱元璋本人采取的一转移支付手段。

但是随着北方各省和四川、湖广的农业经济开始有起，江南的赋税理应降低一些。

不止是江南，还有那些洪武初年农业经济不错的省份，基本也都被课以重税，例如山西就是一个典型。

洪武开国之初，北方只有山西和山东算得上农业没有遭到摧毁的省份，因此二省在承担迁移人充实其它北方各省的责任时，也承担了相应的沉重赋税。

仅有三千九百余万亩耕地的山西，每年赋税上缴达到二百八十万石，比四千七百万亩耕地却只二百五十万石的浙江负担还要重。

正因如此，老朱才会在南北榜案中，特别的维护山西士。

所以在拿到《邸报》，得知朱允炆降低江南赋税的时候，朱煦本以为朱允炆会降低山西和山东的赋税，然而他翻遍了《邸报》，都看不到与山西、山东有关的任何政策。

如果说在这之前，朱允炆的新政还能说是恤百姓，那当朱煦看完了《邸报》后，他就可以确定朱允炆这家伙完全就是为了拉拢江南一带的文人了。

“也好，你这样，才方便我日后清算江南文人。”

放《邸报》，朱煦稍微想了想自己的本钱。

，渤海四城之中有大约四万在接受蒙学的人，他们的年纪从九岁到十五岁不等。

除此之外，自己手上算上黑城的预备役，以及朱允炆安来的三个千，合计是两万五千人。

这其中，有四千人不堪用，得好好训练，收服他们的军心才行。

“四万人……”

朱煦想了想自己手中接受教育的那四万女真与汉人，这四万人如果放去，那完全可以充当胥吏在地方上收税。

如果丢在一省之地，那他们完全可以将一个省治理的服服帖帖。

哪怕放在南直隶、浙江和江西这三个人大省，他们也能维持三个省的基本运行。

并且不同于老朱的国监，自己手中这四万人可以说要净许多。

老朱国监的生源，大多来自江南，基本都沾亲带故，可自己手上的这四万人，大多都是汉化女真人，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

他们的利益都在关外，与关没有任何相的利益。

将他们投关，起码能维持地方上六七年的政治清明。

只要掌握了基层，那些数量少的官本不用。

一想到这里，朱煦就期待自己拿辽东。

如果庙堂之上有大量的辽东人，朱煦不相信他们会不为自己家乡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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