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不然不存在吃不上饭，吃不上的况。

朱煦记得，明代史料里尽多次现人相的记录，但这并不是代表明代比前朝过的差，而是明代文人在记载地方事上更详细。同样一件事，汉代可能写一句话就了结，例如“某某县，人大饥”，但到了唐宋就会开始增加篇幅，而到了明代就会记录更加完善。

不过不怎么说，人相的事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这除了基层赈灾系统崩坏，还有地方赋税沉重和粮产不同的问题。

同样的一亩地收同样的税，虽然都是三十税一，但江南百姓一亩地产三百五十斤粮，算上杂税多五十斤粮就能了结，农民还有三百斤粮可以吃。

可是放到了北方，哪怕是如山西那样没有遭遇太大兵灾的地方，亩产粮也不过三百斤，同等比例药四十几斤粮，留给农民的只有二百五十来斤。

同样的税收和杂税，北方一亩地仅比南方少几斤，可北方产粮远不如南方。

这就导致了明代北方人不断有南逃迹象，因为在政策上，他们只在洪武、永乐年间比较舒坦，越往后就承担的越多。

如果朝廷想要引人去北方，最实际的就是减轻赋税。

如后世财政转移那样的政策，如果用在明代，将江南的赋税投北方建设，那北方一定能在几十年恢复元气。

不能说重回唐宋时期的景象，但起码会比现在好得多得多。

不过这样的政策如果真的要施展，那江南的淮西、浙东、江右三派肯定不会同意，毕竟他们的都在江南，不可能帮着朝廷从江南血给北方。

明面上的降低北方各省的赋税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其它手段对南方加税才行，而且加税也得注意对象。

例如占据天两层赋税的江东六府，它们所缴的赋税已然是天最，对它们必须减税，而对其它地方应该加派其它税收才行。

朱煦记得，朱棣是用迁都北京，将庞大的在京官员送往北平，如此才让北平这一省之地活跃起来。

可即便如此，朱棣也不得不对江南妥协，留了南京这个削弱版的六班。

朱煦如果想要不妥协，就得拉足够多的读书人，并在地方保留属于朝廷的武装力量来威慑士绅富。

想要到这些，就必须将卫所制转为募兵制，然后异地调兵驻守，每隔几年换一次，让地方乡绅富拉拢他们的成本变。

不过如果真的要这么，朱煦就不得不面对大的财政压力。

哪怕他开采了云南的金银铜矿，甚至把日本的银铜矿也占据开采，却也无法彻底解决财政压力。

想要解决财政压力，必须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还想要百姓支持，就必须要让百姓的收变。

面对一个农业社会的大明朝，想要让百姓收增加，那就只有从农业手。

这，朱元璋已经给朱煦了表率，那就是派遣大量的读书人和匠去参与地方上的农业利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