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熬，心里难免有落差。更令他苦恼的是，他发觉自己仕的第一步竟然迈错了——曹家倚重的是以颍川之士为首的中原大族，可他往最的却是一群年纪甚轻的荆州人，这些人虽恭维他，崇敬他，却对其仕途没有任何帮助。反之这些家乡基在刘备控制的荆州人本不中原名门的法，魏讽与他们走得这么近，也被视为异类，连辟用他的钟繇也对他日渐冷淡，此以往还有何前程可言？

换作别人或改弦更张，或心灰意冷，偏偏魏讽颇奇思妙想——既然在曹魏已不可能骤然而贵，何不投敌叛国以图发展？恰逢襄樊兵败，关羽威震中原，魏讽自以为遇到好机会，畅想在邺城发动叛响应关羽，若把此事办成，岂不为刘备立大功？莫说封侯拜将，八成还能当开国功臣哩！便召集心腹友人共商大事。

稍有脑的人都能看这“妙计”多不靠谱。且不论邺城守军、魏都官民能否容他造反，即便侥幸拿城池，曹大军反攻，能抗拒几日？关羽远在襄樊千里之隔，救应都来不及。就是这么个馊主意，那帮与他好的荆州后生竟以为然：一者，这些人本来不得志，想另谋路；二来，荆州乃他们故土，又是刘备基所在，辅佐刘备自比在曹魏前途要好；再者这些荆州后人年纪轻轻于，全不晓得天地厚。于是这场谋胡闹般开始了。

无论魏讽还是这帮人都无一兵一卒，能召集的只是家仆僮，有耿纪、韦晃前车之鉴，单靠这些人是成不了事的，所以魏讽一党继续煽动旁人扩大队伍，但凡听闻谁对朝廷稍有些不满，就凑上前问一句：“想造反吗？”八字还没一撇，就串联一帮人，怎能不问题？魏讽竟然还找到了乐卫尉陈祎的上，请他在叛之日控制廷，劫持大臣。或许陈祎也是偶尔不顺，又与魏讽有些，一时糊涂就应承了，可事后越想越不对，自己为曹氏近臣，跟这帮倾危之徒瞎掺和什么？随即向曹丕首告变……

事已经了，曹丕再厌烦也得着办，好在叛未起就已败。曹丕当即传令大理寺逮捕魏讽，并据陈祎指认捉拿反叛。邺城外立时兵齐动，四抓捕叛党。魏讽还在相府里秋大梦呢，抓他的人已冲到前。可叹这位自以为运筹帷幄的魏先生，到了堂上刑都没动就已吓得，竹筒倒豆般一五一十全招了；又有陈祎从旁指证，参与谋者尽数落网——其中包括已故侍中王粲的俩儿、博士宋衷之、黄门侍郎刘廙之弟刘伟等，几乎全是荆州中级臣僚。

大理卿王朗连续两天审问来，既荒谬又觉可怖。魏讽不过一无兵无权的小小僚属，想这么个不着边际的馊主意，竟还有人乐于参与，岂不荒唐？可王粲、宋衷之皆在幕府挂职，都是曹营官员一代，这些年轻人竟然铁了心要反父辈让他们效忠的主，岂不可怕？但最要的不是如何置，而是案该如何呈报，曹还丝毫不知呢！谋反大案不上报是不可能的，但是若嚷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无论对曹病还是前线战事都没好，再说太奉命留守也有责任，办到怎样一个程度才算恰到好？

王朗不敢自专，携带案卷去找曹丕商量，东卫士不敢阻拦，请他老人家自便。王朗边走边忖度太心思，渐渐来至正堂，正见曹丕立于阶前，廊有一布衣老叟在跪地施礼。他初时不解，细细打量才看，那颓唐老者竟是相国钟繇。

此案一发钟繇如坐针毡，魏讽是他属，他岂能不受连累？尤其魏讽当的是西曹掾，负责吏员署用，其他属员多多少少与其有接，一条臭鱼搅得满锅腥，所有属员一律要到大理寺受审，相府闹得沸反盈天，他这相国还怎么当？

钟繇人事一生谨慎，如今在曹魏位极人臣，想不到晚年摊上这么个案，一世英明扫地。事到如今就别等人家摘帽了，故而褐服免冠自捧印绶，来向曹丕请罪。

曹丕显得很开通，降阶相搀，并无责备之语：“祖明睿，错委陈豨镇边；邓禹善谋，误用冯愔守栒。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相国又何必如此？”

钟繇听他声声叫自己“相国”，越发汗颜，叹：“老朽错用一人险些国，就算太宽宥，老朽也无颜再居宰辅之位，还请收回印绶另择贤。”

“即便罢职也要等大王诏命，非小可所能主。您老不必挂心，朝中的事该的继续，实在没心思事就休养休养。放宽心，谁谋反也牵扯不到您上。昔日王业未定，您老人家坐镇弘农独当一面，那时若坐视幹、韩遂侵害关中，我曹家焉能有今日？父王念您劳苦功必加宽恕。”曹丕得立太以来颇得钟繇帮衬，于公于私都要偏袒老人家，再者罢不罢官是他爹的事，放着顺人岂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