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士近万。经此一役曹已无力主动击，只得守北岸，孙权有时派小船队试探，曹军只是放箭再不应战，久而久之江东军也不来了。北军兵虽多，逾越不了江天堑，守有余而攻不足；南军虽战得胜，但兵力较弱，登岸陆战绝对占不到便宜，所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已陷僵局，曹满心以为这次能洗雪前耻消灭孙权，没料到却被人家牢牢挡在江北。军差不多折光了，即便十万大军在手，过不了江又谈何用武？原本曹军是攻方，现在却趋于守势，士气也一天天消磨；无需多的战略光，连普通小兵都看得——打不过去啦！

但曹心有不甘，虽不主动击，却在江北岸陈兵不动，始终摆一副决战到底的架势。其实他有小算盘，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早就不抱一举平江东的幻想了，但远而来不能无功而返。朝廷已改易九州，最近又在筹划晋封他为公爵，这时若再建功勋锦上添，该是何等荣光？因而他还要等待时机，哪怕只是勉小胜一次，或是夺尺寸之地，方可顺推舟见好就收。

可转间半个月过去了，曹找不到任何可乘之机，孙权把南岸布置得铁桶一般，丝毫纰漏寻不，而且人家也不派大队攻了，连反击得胜的渺茫机会都不给曹。前方机会没等来，反而接到后方军报——西凉余寇卷土重来，超在张鲁支援兴兵陇上攻城略地，围困了雍州刺史韦康所在的冀县（今甘肃天市甘谷县）。刺史是朝廷统御的象征，韦康一旦有难，整个雍州局面都会动摇，驻军安的夏侯渊倒是有意相救，无奈韩遂已潜关中，招募旧四作，大军忙于戡无暇，冀县岌岌可危。

一年多以前，曹自凉州收兵时别驾杨阜就提醒过他，超是个祸患，早晚要再兴波澜，如今不幸言中了。曹以叛为借诛杀了、韩两家在京的人质，卫尉腾固然因儿叛明正典刑，但本人却未直接参与，多少有些可悯，因而曹是与超结不共天之仇。超二次作不仅于野心，也是想为父亲报仇，更是以攻为守竭力自保。从某意义上说他与刘备一样，都是不可能被曹宽恕的人，要生存只能铁了心拼去。

从濡须到冀县路程遥远，即便此刻班师也于事无补，只能放手让夏侯渊应对，可连曹都对这个有勇无谋、大字不识的“白丁将军”不甚放心。超彪悍善战，韩遂老猾，二人在西州人脉极广，又倚仗张鲁为靠山，夏侯渊对付得了吗？曹只能致书安告诫他谨慎行事，舍小敌而固本，当以援救韦康为重。

不能取，后方有患，十万大军羁绊于江畔，不过是空耗时日，即便曹急于建功也有些熬不住了，不得不考虑撤军。恰在踌躇之际有江东使者书，送来孙权给曹的亲笔信。孙权在信中明言“方生，公宜速去”，倘若拖延日久江上涨，军优势将更加明显，曹军难以建功赖着不走只会败得更惨。曹举着这封信真是哭无泪——自己底线都叫人家摸清了！只好召集众谋士商议退军之事。

杜袭生直率，首先开言：“大军在外日耗千万，不能取士气消磨。况后方余患未除，荀令君刚刚过世，朝廷事务繁多，实在不宜久留。其实在早有撤军想法，是丞相执意要战，因而未敢言。”他心机不，倒肯实话实说。

“绪之言甚善，在也以为撤军为上。昔秦穆公东，虽三战不胜，励图治终能成就大业，望丞相为鉴。”王粲也表示赞同，但气却柔和得多。其实大家早动念，无非碍着丞相脸面不便说破，此刻有了由，众人尽皆赞成。

刘晔最是机灵，赶：“我军虽难渡江，但毕竟袭破敌人江北之营，擒杀公孙，未为无功。况罢战乃孙权所倡，足见其势已弱，哀哀乞和。丞相有好生之德、宽仁之心，念及将士劳苦，难免有所不忍。暂且收兵日后再战，有何不可？”他的话不能说毫无理，现今江东虽有小胜，也好不到哪去。江东兵力逊于曹军，上次恶战损失也不小，近半战船损毁，尤其五楼船倾覆，大将董袭溺死江中颇令孙权痛心。如果双方不计后果打去，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孙权也盼曹罢手，但绝不似他说的“哀哀乞和”那么夸张。刘晔其人虽心思缜密，却不免失于谄媚，即便心有打算也往往投上所好。

曹焉能不知他这么说是维护自己面？但心中却仍不免惴惴，总觉得被而退脸上无光，反复浏览孙权这封信，翻来覆去间，忽见书信背面也有墨迹，细细看罢，突然仰天大笑：“哈哈哈，孙权不欺我也！可以收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