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萎缩的白人y扯上任何关系。她很敬佩我居然从到尾都能持说标准英语，甚至能质问她这是不是一家赠送老人护理为附加福利的院。

——你上的肯定是纯净中吧，她说。

——圣童，我说。

——没区别，她说。

约翰·列侬遇刺的那天，我在公园里陪第二个雇主散步。还是一位老妇人，她的健忘症还没严重到忘记自己健忘的地步。我已经带她去过公园，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想去达科塔大楼，无论如何都不肯闭嘴。要么我陪她走一趟，要么她开始撒泼，通常的结局是她对陌生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黑鬼绑架了她。

——我想去，该死，你拦不住我，她说。她女儿看着我的神像是在说我私吞了她的安定药片，然后挥挥手让我们。我陪着她和另外两千人在达科塔大楼外待了一整个晚上。我记得我们唱了一整夜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唱到某个时候，我也跟着唱了起来，甚至洒几滴泪。两周后，她过世了。

过了一周，我去布鲁克林一家名叫“星轨”的牙买加俱乐。别问我为什么，我不喜雷鬼也不舞。上帝证，我对这个社群本没有任何价值。但就是想去，因为我无法将那些死亡赶脑海。星轨俱乐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差不多算是一幢褐砂石豪宅。我走去的时候，音响正在播放格雷戈里·艾萨克的《午夜护士》。有几个男女盯着我，就好像他们肩负观察来访者的任务，就好像这是什么西片似的。偶尔飘来一缕大麻或雪茄烟的烟雾。假如我在这儿待得太久，就注定会有某个牙买加人觉得她认了我，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了。因为聊着聊着对方会问我在什么，不等我回答，她就会告诉我她在什么、她住在哪儿、谁谁谁胖得一塌糊涂、谁谁谁像兔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

聊着聊着，自从我门就盯着我看的拉斯塔教徒会到吧台前找我搭讪，说我需要背。照别人教你的，你不搭理这男人，他们就会识趣走开。但男人永远是一个样。咱们至少看一这个男人吧，我脑袋里一个很像我的声音说。脏辫，对，但显然有发型师替他梳理。浅肤，近乎于苦力人，嘴很厚，但颜太粉，了好几年香烟也没熏黑。雅尼克·诺阿来这儿什么？要是他知那是谁，我说不定会这么说。他问我觉得歌手还能不能恢复健康，因为况看起来很不妙。我险些问什么样的牙买加人会说“看起来很不妙”这话。我不想谈论歌手，我说。我真的不想。他说个没完，轻微的牙买加音天晓得来自父母还是邻居。不需要听他把蒙塔格湾简称为蒙塔格而不是蒙湾，就知他本不是牙买加人。他问我有没有丢的那一刻就彻底馅了。他趁我睡觉的时候把号码留在梳妆台上。有一分的我准备看见字条底压着钞票就生气，但另一分的我希望至少有五十块。

那是1985年，我不愿回想这四年来我一直在给老老太和跟不肯背负责任的牙买加男人睡觉，但工作毕竟是工作，生活好歹是生活。总而言之，职业介绍所的女士安排我去科尔斯特家工作，但这次要照顾的是一位老先生。我说不准。清理女人的半是一码事，但男人的半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对，就是，但女没有一个会变会戳我裙的官。不过话说回来，我在开什么玩笑？这个男人上次有能力戳东西的时候，尼克松还是好人呢。可是，男人毕竟是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