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黄宗伟写了很多封信，他一次都没有回复我。

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已经没什么亲人，但老家的房还留着。前段时间，他回去找人翻修家里的祠堂，又随便收拾了一院，几间小屋终于净一，勉能住人。除了门槛有旧，他不愿意换，说每一次走过，都是大踏步迎接新的好运。

我门的时候，黄宗伟刚从金山寺祭祖回来，手里拎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撕得七八糟的用来装订香火的包装纸。他的另一只手臂抱住自己的儿，陪他的女人叫阿兰，是他的老婆，我们当时没见过几次，后来见得比较多——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推着一只婴儿车。

他见到我没什么觉，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反而是他老婆阿兰问他：你同学吗？他才如梦初醒，咙里哦了两声，眯笑着向我伸手：好久不见。比起我上一次见他，他又发福了，整个人珠圆玉，只有肤还和小时候一样白。他现在经常胳膊夹着包，在村里来回跑，活脱脱一副大老板的样，形、模样都和小时候相行见远。

还有他的三个儿。黄宗伟和他老婆对他们的况了如指掌，但是我总分不清。他请我来家里喝过一次茶，他的儿们在里屋睡觉。我们拉了几句家常，他带我去房间里看他儿。黯淡的灯光映照在他慈祥的脸上，他垂用手指给我看，轻声介绍哪个孩叫什么名字，姓名由来有什么缘故。

从军，从政，从商。黄宗伟跟我讲。刚好三胞胎。他的神柔和，不知是灯光的效果，还是他的态对他的影响，他上没有小时候那冷淡的觉，整个人变得很亲切。我不想听他讲他的孩，我认不清，也不兴趣，我想听他讲讲他自己，我和他没有联系上的那一段时间，他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但是他说：我们去吧。

他拉上房门，最后隔着门看了一他的儿们。我问他：你现在在哪里？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我问了好几次，他搪我，最后没办法，说自己也不知。

居无定所。他说。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很快就会搬走。他看着我的睛，他明白我不信，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不我信不信，我都不会再问了。他又说：不要来找我了。

我没找他，我只是给他写信。一九九八年，已经过了三月五日，他三十三岁，我三十三岁。他在广宁市当老板，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信里的容毫无营养，记一最近的受，又记一最近吃的东西。我不写开的问候，不写署名，只写容和日期，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没有人收，我就让中叔代收，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盒里。

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我说随便，扔了也可以。中叔没有扔，糖盒被他藏在床底的屉里，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后来越写越多，信放不了，他又取一块新盒，跟原来的盒排在一起，压住他的存折账单，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

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

我依旧持不懈地写。

我不了解黄宗伟在什么，我只能写我自己，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广州很无聊，教书很无聊，化学很无聊，我的人生就班，一年半载几乎没有任何波动。我经常臆想黄宗伟在什么，他一定过着比我更刺激、更随心所的生活。这样的想象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我摒弃了先前的平铺直叙，开始在信里杜撰自己的经历。

我编造教书时班里小孩的调、同事间的勾心斗角、学校里不合常理的规定；我编造天安门前的广场人山人海，大家星期一都在等早上六的升旗仪式，我写这件事的时候特地暗示：工作之后我很有空闲，经常去那里玩其实我没有去北京，之后可能也不会去；我还编造我的相亲史，相亲对象是一个开服装店的女人，满嘴听不懂的沪语，很有意思。我编了很多话，编到后面自己也信了，越写越潦草，越写越生动，像写一样。

直到一天晚上，我着灯，在纸上写我刚吃过晚饭，今天白天有邻居结婚，晚上会放烟。我问他吃饭了吗，又问他最近在忙什么，问东问西，我发现我能说的很有限，那张纸还余三行空白。

可我什么也编不来了。我决心要给他写满整整一面，我的笔在纸上了半天，给他写三行我你。刚开始很艰难，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写到结尾，我的笔迹飘逸疯狂，已经看不原本的意思，但结合上文，都是相同的三个字：我你我你我你。

如果黄宗伟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觉得我有病、很恶心。这就是我想见到的。我想看到他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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