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大伯。大伯今年五十六岁，他们兄弟中最小的是我是四叔，才三十来岁，大伯的大儿比四叔都大。这不奇怪，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倘若要在在苏联，我的一定会成为“英雄母亲”小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住在乡，房是爷爷给他的儿置办的。农村的习俗，儿结婚，上一辈总是要给他一房的，无论建得怎么样。大伯家的房和我家的房连在一起，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我记得事的时候，大伯就是我们那个队的队了，算得上是村委，附近哪家有什么事总要找上他，像夫妻吵架他都要过问，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却不在乎。大伯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唢呐。所以，一般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一定得请他，并不仅仅是看在他大小是个官的份上，而是请他唢呐。一般说来，唢呐都是两个人，而大伯和村里也是一个老唢呐是金牌搭档。那阵势我见过，两个人往堂屋里边上的桌旁一坐，光一接，心里都有数了，一个人先起来，另一个人就天衣无地接上去，合得恰倒好。曲调也是样百，他们唢呐也不用谱，凭的都是记忆，时间一就成了惯，就像某些书中描绘的武林手那样，一个词：心随意动。所以我不知他们奏的曲名字是什么，我问大伯，他也不知，说都是上一辈传来的，谁知呢？除了唢呐，还有大号。每当有重要宾客来的时候，大伯会从墙上取号来，伸了，喇叭朝着大门，一气，抵住号嘴缓慢地吐气，大号便响起来。先是小声，慢慢变大，中间抑扬顿挫的，一气放完就该是了。这时候，大伯接着再一气，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吐完，那号声就震耳聋了。我仔细地观察，觉得真的是一门艺术了。他们也不要求有什么报酬，但主人家总会在他们走的时候每人一条猪什么的以作答谢。现在，大伯的大儿也跟着他父亲学起了唢呐，也算是承父业，好久都不回老家了，大哥应该满师了吧。大哥和二哥都结婚了，像爷爷一样，大伯为他俩修建了房，跟他和我父亲的房一样款式。而到三哥就麻烦了，虽然结了婚，但只能和大伯住在一起了，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我父亲在机关工作，大伯有什么事找到他，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只能拒绝了。大伯不理解，有时候说几句“两家话”意思是怪父亲。父亲倒不说什么，他从读书就在外面，一年难得回几次家。而母亲和我呆在乡有六年多的时间，或多或少让大伯“另相看”了。我印象最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太学（父亲名字）六岁那年吃杏，杏仁卡在咙里不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来，不然——再说我父亲。父亲四十有四，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还应该有个二伯的，但不幸夭折了。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我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只有他在政府工作。但据我父亲讲，小时候，我的爷爷他的老是不赞成他读书的，幸而说了句公话，就让他读吧，等哪天他不想读了，自己会回来的。但父亲却没有回去，读着读着就读名堂来了，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不几年就转成公办，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了。教了年书，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当过几年武装，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觉得蛮帅气的。接着再转业，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一直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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