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那场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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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繁华与衰败共存的时代。它的繁华让人仰视神往，衰败的让人惋惜。它的衰败如一场大病，突然来了，山倒地倾，呼拉拉的胡骑铁蹄扣开了中原大门涌了潼关撞开安天府，阻挡的大军一败再败。曾经君临天的圣帝鬓霜须白，裹挟着的妃匆匆钻小轿仓惶南逃。军行嵬驿，军士哗变，妃赐死。在这次逃亡中有许人也随之南迁，其中有一个诗人叫杜甫。我喜叫他杜二，固然他排行老二，同时我觉得他个人也很“二”他是那个白胡老及其孙的忠臣，然而自古忠臣大分是不幸的，几难得善果。他的忠让他一贬再贬，颠沛离到这座城，携家带，无分文，宅基地是朋友帮得，房是朋友资助盖得，他穷得连在茅屋外地院里几棵树都要向朋友借钱。杜二第一次在溪边居住了几年，他那位朋友去了京城官，他也走了。两年后，朋友再次任这座城的某个官职，他又一次在颠沛离中归来。那是公元762年，我不知那一年对他来说是怎么样的一年，他在离去的那些时日历经了怎么样的艰辛，只知他对于归来十分欣喜。他写了许多关于这条溪的诗，那些诗成为这条溪最的赞句，缀着它过去与未来的寂寞生涯。后来朋友死了，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在这条溪畔，他咏过很多诗，写给朋友的，哀叹国事的。没有人知他怀念过的朋友是否想过他，但他忧伤着国，国却没有过他。没人来见证他，只有这条溪。溪在他的传奇里，他在溪的传奇里。他的那所茅房就是后世的“杜甫草堂”先有浣溪后有杜甫草堂。这是不争事实。后来“地以人传，以人名”后来者居上，人人说草堂。于是，于国人来说浣溪在草堂一侧，但于成都人来说杜甫草堂在浣溪畔。某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去浣溪耍，站在草堂门，让我去草堂，我拒绝了。我不喜这个恢弘的建筑群，如一酒臭味肆的朱门，它不属于老二——我里的杜二是落魄的。我不喜杜二，也不喜李白。于朋友来说李白太薄，于诗人来说杜甫太辛酸。诗人，我倒是喜那“待到秋来九月八，我开后百杀”的黄巢，喜浔楼里题诗时的宋江。说我是家在成都的外乡人，看这座城总看一些另类。她的说法是有理的。于成都人来说成都是个地的城市，有吃有喝有玩还有川不息的女。于我而言一个份的转换，所有的风人都成了传奇，成都是个传奇的城市，我在氤氲传奇里日起暮息。亦如我在这座城里想一条传奇的河，或者说是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