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觉得我的生命起源于一粒。我的父辈不幸生于贫瘠荒芜的土地上，遭遇了一个渴少雨的时代。他们一生都在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辛茹苦地拼了一生，为的就是能活着。倾其一生，最后也就如秋荒野里的那株豆枝，在瑟瑟的寒风中走向了枯萎、凋零。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那个骨瘦如柴的躯外，就只剩几个可怜的豆荚了。我就是其中的一粒豆。我之所以能落地生，成为一个新生命——小豆芽，完全是因为父母给了我用他们生命与汗合成的豆胚。我是在消耗着父母的无私馈赠，才从一个豆芽成一个豆苗的。再大些时，我就开始羡慕蜗了。它们只需要为吃饭忙碌，而不需要像我们那样为有一个躲风雨的房终日cao劳，节衣缩。因为它们无论大小，不论贫富，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属于自己的蜗壳，所以它们可以在生命的路上从容地走慢些，享受一个悠闲的生活。而我们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窝，就必须经历一个房地产商隶的过程，一年一年地熬。不可避免地，我们还得到银行这个血鬼那儿去接受剥削，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血鬼的利贷，才能早把自己放在一个屋檐。再大些，我们因为疲惫和寂寞，就要结一个工友——丈夫或妻，以共同经历生活中的夏秋冬。然后，我们开始重复父辈的故事。为了在世界上留自己的“豆”为了让自己的“豆芽”有足够的营养，我们不得不用多半生的时间卖为，受雇于教育这个资本家。陪上我们的青，熬我们的血汗。直到时间把我们从天里一个生机的豆苗变成秋天里一株缺叶断枝、消瘦不堪的豆杆，我们才算偿清了教育这个资本家的孽债。然后拖着病恹恹的躯离开这个压迫和剥削了我们半生的鬼。正如克思说的那样，资本家虽然没有用锁链把工人锁着迫他们为自己卖命，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却用看不见的鞭，驱赶着无奈的工人为资本家奉献自己的剩余价值。其实，对生活在社会层的芸芸众生，何尝不也是这个宿命呢？当我们把大半生的血汗兑换成孩的教育学费后，我们自己就像一辆快要报废的车一样也跑过了一生中的大分路程，也即将耗尽自己短暂而有用的寿命。我们生来就是工的贱命，刚走了教育资本家的工厂，又必须医疗资本家的车间。因为这时的我们，周的零件无一不是严重磨损、超期服役。要使这辆破车（病)还能颠簸前行，我们不得不经常光顾修理厂（医院），更换和维修那些已经衰老不堪的零件（多病的官）。我们已走向暮年了，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彩可言了。像那辆行将退伍的车，只能毫无利地运行着，生命中所有的收益都只为了纳修理厂那不断增加的费用。我们就这么无奈地活着，熬着生命中最悲惨最凄凉的一段，为医疗资本家活着，因为谁让我们是一辆又破又旧的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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