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退居孤岛。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

他们离开大陆越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烈。凭良心说，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受过伤，吃过苦，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到年龄退伍以后，他们一般都住了“荣民之家”，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如果是当官的，还要多一些。理说，过日是没有什么困难了，可是他们神上却十分空虚。你想，孤零零的一个人，既没有家眷，也没有女，更没有任何亲戚，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板凳，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到厌倦。白天还好过一些，到了夜晚，谁都会到异常寂寞。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实在无法排遣。

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吃过弹片，有伤病，行动很不方便。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台北的西门町。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吃心，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去歌舞厅听歌，捧歌星，认女儿，“吃豆腐”。他们并不吝惜钱，打仗的时候连命都不吝惜，吗把钱看得那么重？简直把袋里的退休金全都掉，才算心甘。

这，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歌星在舞台上演，一曲《我的家在大陆》，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一首《苦酒满杯》，让老兵们泪盈眶。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总是让老兵们慨万分。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绪太波动，对社会的安定不利，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苦酒满杯》、《三年》等好多首歌曲，不准演唱。

但即使如此，西门町依然红火，而且不断地行“红包场”。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是献上一束鲜，演结束时，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还不如脆直接给歌星红包。全盛时期，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谁能计算得吞掉了“荣军”们多少红包？

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主持，或者是演稽节目。老板给他很的报酬。与歌星们不同的是，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也可以收到红包。于是他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有时多得连自己都不清楚。

坦率地说，在这段时间，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加快的人。

有一次，在台北演，他住在统一饭店，有一位柜台小吴惠对他的印象很好，看见他门就地招呼，需要的事都为他安排得很妥贴，让人心里到十分舒服。

显然她已经超了为一般客人服务的准。

崔百岁从别人的中打听到，她是基隆人，目前独，不知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结过婚。但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得十分讨人喜。

一来二往，两人就熟悉了。

发展的速度超了崔百岁的预料，没有多久，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谈。崔百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坦率地将自己的几次失败的婚姻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惠。

惠听罢，沉默了好久。心里想，这个崔百岁虽然是个四跑码的艺员，为人却很坦诚，很风趣，演技也很。假如与他生活在一起，一定是整天都会有笑声的。尽他以前的路走得不太顺当，可是只要两个人好，并不影响以后怎么过日。只是……只是自己作为一个单妈妈，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儿，她倒是暗暗担心年幼的儿会成为两人之间的阻碍。

崔百岁了解惠的心思，十分真诚地对惠说：

“我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什么也没有。你有一个儿，真是太好了。惠，你的儿，不就是我的儿吗？我结了三次婚，没有一个儿，现在还没现在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一个儿，这儿是老天爷给我的啊！我们崔家已经是七代单传啦……”

这时他才知，惠的儿是一个私生，生来以后从来没有报过。崔百岁与她谈婚论嫁时，的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的男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动人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都是车、人，能够握手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现白肤、黑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扣——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可就老派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你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

是的，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无论纽约、上海、东京，还是黎。是汽车的碾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又驼来了一座似一座的天大厦。人类的伟大，或许就在于能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让生活更好的家园。

显然，在生活中，德的自我约束，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人，毕竟是有思想、有控制力的动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女教育、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合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时非常重要的……

领导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板起脸来作报告。他们也是有血有的人，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说确实是青不老的滋补品。但，这上的腐败，没有人会上纲上线，纪检委没依据，也不着。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台们所的某些事，德纲纪难以罚，只能由他们任。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甚至无奈地默许，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往浅讲，是的素质，往讲，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

这，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刻印象的因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门始终纠葛不断，让许廷的心里颇不舒畅。

说得简单，是瑞晶公司的厂区，已经被规划局纳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难以承受，一会儿又说要房地产，建造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负责动迁的门跟林光祖涉了几次，磨破了嘴，可怎么也推不动。他要么不肯松，要么开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大红图章没有褪，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当初我们来考察时，许市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

瞧，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上！

文化广场列为今年政府实事工程，将成为谷安城市建设的一大亮。它位于新城区的心位，旁边已有十几幢层建筑，大多用于行政与商务办公。其间建造一个包展览、影视、图书、文博的建筑群，同时安排绿地与广场，供市民休闲游览，在人代会上征求意见时，获得了一致的赞赏。大家都说，这是民生工程，为老百姓造福。

许廷在政府常务会议上说，尽我们谷安的财政还不太宽裕，但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提城市的文化品位，多钱是应该的，宁可在其它方面勒腰带。

应该承认，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得太快，总是会在某些方面突破规划。当初批租给瑞晶公司地块时，哪儿会想到，这里日后要成为城市cbd呢？可是，转间，一切都摆在了面前，现实着你承认原来考虑不周到，如今必须改变原有的格局，哪怕为此付代价。看来，痛不如短痛，不狠决心还真的不行。

没想到，林光祖摆了不合作态度，存心要钉。这实在令人懊恼。

许廷心里自然明白，在各级政府都把引外资额作为重要考指标的时候，像林光祖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邻近一些县市，纷纷提“亲尚、安商、富商”的号，明确表示对外商当然也包括台商“不说不”。姿态不可谓不。林光祖恰恰是摸准了这一，才接二连三地给他难题的。

就在最近，林光祖送给许廷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批准瑞晶公司二期工程立项。二期工程总投资额为三千万元，将建造一家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对于外资项目难以突破的谷安市，这个消息无疑是能让人前一亮的。然而，林光祖又提，二期厂房应批租一千亩以上土地，董事会再三商议，认为必须在鼋湖东岸选址，与他的一期厂区遥遥相对，一条红线把西樵山也圈了去。发改委已经表准备立项的意思。但在政府办公会议上，分文化教育的副市站来表示反对。他理正词严地说：

“西樵山遗址的文考古意义，绝不是一两个外资项目能比拟的。谁破坏了遗址，谁就是千古罪人啊！”

许廷觉得这个意见很对。文脉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再好的外资项目也不允许与之冲撞。

小小的西樵山，沉寂了多年，如今竟同时被各方人士看好。市权衡左右，一时难以决策。林光祖的报告，只能搁置一旁，看来得到批准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此刻，由于诸葛飞先生提起，许廷联想到了文化广场遇到的动迁难题。很多往事也一从脑海浮现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安的招商引资刚刚起步，跟如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时不仅仅是职能门，连政协、宣传、妇联、档案局等等也达了任务，不仅与每人的奖金挂钩，还可以据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以此来调动的积极。家里有港澳台海外关系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林光祖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前来考察的。

当时接待他的招商，无疑是全力以赴的。酒也喝得酩酊大醉了，歌舞厅也招过三陪小了，优惠政策也都拿来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缺，总算与林光祖成功签约。瑞晶公司作为首批前来投资的台企，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很多规费，地价也是最低的。随即，又引来了好几家与他们业务有关系的企业。

凭心而论，林光祖作为一个最早谷安投资的台商，对于推谷安市的外向型经济是有一定功劳的。作为投资者，他也颇有得益。这些年在谷安赚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不断拓展的厂房也是标志——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双赢。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时间地限制的，真理过一儿，就可能成为谬误。

许廷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划定红线的规划图纸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片“飞地”——明明是在城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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