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氏遇难，正旋生在追赶逃窜之的时候。众人乘着混杀死了和氏、国氏。遇上合适的时机，狗和尚且可以作为人们发难的先导，更何况以人为先导呢？饥饿的充满了棚，默然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草，饥饿的狗充满了狗窝，默然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骨。如果见到骨和草，那幺它们就会争枪，不能制止住。混世的人民，默然无声，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贤人。如果见到贤人，那么他们就会去归附，不能制止住。他们去归附贤人，难不是心都归附吗？齐泯王困为僭称东帝而被天诸侯得困窘不堪，因而被鲁国夺取了徐州。赵肃侯因修建寝陵扰民，人民都不亲附他，因而被卫国夺取了茧氏。凭着鲁国，卫国那样的小国，却都能从大国那里占到便宜，是因为遇到了恰当时机。所以贤明的君主和杰的人士想为百姓忧虑的，遇到混的世。正是合适的时机。上天不会给人两次机会，时机不会期停留，人的才能不会在事时两方面都同时达到巧，事的成功在于适逢其时。义赏气到来草木就生，秋气到来草木就凋零。生与凋零，是节气支的，不是它们自然而然会这样的。所以支者一现，万没有不随之变化的，支者不现，万没有可以发生变化的。古人能够审察支者的况，所以万没有不能被自己利用的。赏罚的权力，这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施加赏罚符合义，那么忠诚守信相亲相的原则就会彰明。彰明久而且日益增加，人们就象于本一样信守它，这就叫教化成功。教化成功了，那么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去实行。所以善于行教化的人，据义施行赏罚，因而教化能够成功。教化成功了，即使施行赏罚也不能禁止人们去实行。施行赏罚不恰当也是这样。诈虚伪贼贪暴的原别兴起，期兴起而且不能平息，人们就象于本一样照此去，这就跟戎夷胡貉越等族的人一样了，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这样。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土墙，吴起改变了这方法因而遭到怨恨。氐族羌族的人，他们被俘虏以后，不担心被捆绑，却担心死后不能被焚烧。这些都是由于邪曲造成的。再说，邪曲形成了，就会对人民有害。用赏罚改变这况，人民就会到安乐。所以施加赏罚，不可不慎重啊。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久之计。”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边的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您采纳了他的意见，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敞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理呢？”孔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以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文公虽然不能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赏赐重人民就羡慕，人民羡慕就能成功。靠诈术成功，即便成功了，最终也必定毁坏，即便胜利了，最终也必定失败。普天取得过胜利的人很多，可是成就霸业的才五个。文公作为其中的一个，知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取得了胜利如果不知这胜利是如何取得的，那就跟没有取得胜利一样。秦国战胜了戎，但却在淆打了败仗，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但却在柏举打了败仗。周武王懂得这个理，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就称王于天了。各诈术充满国家，国家不可能安定，祸患不只是来自国外啊！赵襄从晋用的围困中来以后，赏赐五个有功劳的人，赦为首。张孟谈说：“晋之事，赦没有大功，赏赐时却以他为首，这是为什么呢？”襄说“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我自陷于忧困之中，跟我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教。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边。”孔于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襄于可以说是善赏赐了。赏赐了一个人，天那些当臣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赵襄早用这办法治理军队，军队就不敢轻慢。他向北灭掉代国，向东威齐国，让张孟谈越城墙暗中去跟魏桓、韩康约定日期共同攻打智怕，胜利以后砍智伯的作为酒，终于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难不是施行赏罚恰当吗？攻几治和，存和亡，安和危，和弱，一定要彼此相遇，然后才能实现。如果彼此相同，就不可能实现。所吼，桀、纣虽然不贤，但他们之所以被灭亡，是因为遇上了商汤，武王。遇上商汤、武王，这是天意，不是因为桀、纣不贤。商汤，武王虽然贤德，但他们之所以能成就王业，是因为遇上了桀、纣。遇上桀、纣，这是天意，不是因为商汤、武王贤德。如果桀、纣不遇上商汤、武王，未必会灭亡。桀、纣如果不灭亡，他们即使不贤，耻辱也不至于到亡国的地步。假使商汤、武王不遇上桀、纣，未必会成就王业。商汤、武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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