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邹达良追问。

“嗯……这里面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我尽量用大白话给您解释哈。

从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来看，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主观认为：两个罪名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分自己的财产。

说的直白，诈骗罪是以一定的欺诈手段对被害人行洗脑，被害人受骗后自愿将财给骗，即诈骗罪是被害人自愿将财给行为人占有、支的犯罪；盗窃罪则是违反被害人意志，窃取财的犯罪。

我个人认为，诈骗罪主要以欺骗的手段骗取财，重在骗上；盗窃罪通常以秘密手段窃取财，重在窃取上。

我给您打个比方，比如您在大街上遇到有人求助借用您手机打电话，您会怎么办？”方轶问。

“打个电话不了几个钱，用呗。”邹达良。

“您会不会盯着他，会不会担心他把您手机拿走？”方轶追问。

“嗯……肯定会。我又不认识他。”邹达良犹豫了。

“这就对啦，因为你们之间缺乏信任。

所以在正常的借用手机过程中，如果手机的借方与借用方之间不存在信任关系，借方借手机后肯定会在一旁密切关注着手机的使用况，以便及时收回手机。

如果借用人借着打电话之际，趁被害人不备，拿着手机偷偷溜走，离开现场，从而非法占有手机。那么借用人的行为就可能构成盗窃罪。

您儿邹光的案与上述况不同。

邹光冒充帮助警察办案的工作人员，从而获得未成年人的信任，从未成年人手里骗得手机，然后又以理由使未成年人陷错误认识，同意他带着手机离开现场，并在原地等待他回来返还手机。

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来看，邹光获取被害人（未成年人）手机的主要方式是骗取而不是窃取，所以邹光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上的占有与日常占有的概念不太一样。比如，邹光在借得手机后，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如果不加阻止，则应当认为手机的占有、支关系已发生变化，被害人实际已因受骗而对财错误分。

就您儿的案而言，被害人将手机给您儿邹光，只是手机的付行为，您儿邹光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拦，此时才发生财的分行为。

本案是因邹光的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陷错误认识，而导致手机被拿走，从到尾被害人都是在场的，被害人始终认为邹光会回来返还手机，所以本案更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您明白了吧！”方轶解释。

“哦，虽然我不是太懂，但是我明白您说的大概意思，一个是骗人，一个是偷呗。就跟当年我们村里的李大忽悠我们拿钱，投资办厂，然后卷钱跑路差不多吧。是这意思吧？”邹达良反问。

“对，就是这意思。”方轶。

“那……方律师，盗窃罪和诈骗罪那个罪更重？”邹达良最关心的是那个罪名对儿邹光更有利。

“我这么给您解释吧，据《刑法》规定：

盗窃公私财，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盗窃、携带凶盗窃、扒窃的，三年以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制，并或者单罚金；数额大或者有其他严重节的，三年以上十年以有期徒刑，并罚金；数额特别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节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诈骗公私财，数额较大的，三年以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制，并或者单罚金；数额大或者有其他严重节的，三年以上十年以有期徒刑，并罚金；数额特别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节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方轶。

“要是这么说，这两个罪判的轻重都差不多。”邹达良眨眨，说。

“可不是您说的那样，表面上看两个罪名的刑罚都是三个档次，而且相同，但是起刑却不一样。

《最人民法院、最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大’，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大’。

而据《最人民法院、最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私财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大’，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大’。

您儿邹光的犯罪数额为九千多元，不足万元，咱们省里对这两个罪名的犯罪数额没有特殊规定，所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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