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七月旬到八月初，大约两个礼拜的蒙古最后追逐战发生之际，王绍屏先是接见了韩国临时政府的三名代表李东寧、金九和李承晚，然后才和日本谈判特使币原喜重郎、佐佐木到一两人见上一面。但王绍屏没有给日本特使太多时间，这不是因为他特别敌视日本人，老实讲，在台湾成的人，即便到了廿二世纪，对任何外国人，不单单是日本人，都很友善。原因很复杂，不是单纯什么崇洋媚外，而是台湾是个贸易岛，许多人无论直接、间接都会和外国人或外国商品打。这让台湾人很早就养成对外开放心。

至于态度友善，台湾人一直算是很有礼貌，和儒家文化一直没有在台湾消逝应该有很大的关係。和日本是否民过台湾则关联不大，如果你问问廿世纪年纪大一的老人，他们常常会用台语批评日本人说：「有礼无。」意思是看似很有礼貌了，但是却于表面；当然也是批评日本人对于男女有别的礼俗并不遵守，总而言之，就是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礼，没学到髓。反观台湾人即便没有随时随地鞠躬哈腰，但对于帮助别人往往发乎真诚。

不过对于王绍屏来说，倒没那么复杂的原因，他单纯就是一个懒字在作祟。他应付一韩国人，也是把他们丢给王惠和辈团们去理。更复杂地对日谈判，他就把这些旷日费时、錙銖必计的细节，通通授权给顾维钧和他前老丈人唐绍仪等人去负责。附带说明一，顾维钧用的还是国府住国联代表的分，他和王绍屏说好了，在国是会议完全成功，并且闭幕之后，他才会正式向南京提辞呈。所以在此之前，当然要好好利用一这个分，和他前老丈人一起唱一黑白脸，压榨一日本人的剩馀价值。

结果，对日谈判才谈一个上午，还没涉及太多细节，就遇到有人来捣！确定自己已经康復的伍朝枢、王正廷两人，在病房间着无聊，听到来探病的王惠提到顾维钧正和前丈人孤军和日本特使就战后赔偿行谈判，三人一合计，决定也要一起凑闹，一雪在南京被日本人戏耍的耻辱！王惠甚至把和韩国人见面的时间挪到明天。

很可惜的，三人的场，除了一开始让币原喜重郎有面发白，还有佐佐木到一站起来喊「不公平，双方谈判人数太悬殊。」之外，并没对过程和结局造成多大影响，反而让三人更觉到莫名地愤怒！

在南京时，币原喜重郎和佐佐木到一还稍稍有趾气昂，对很多条件寸步不让，甚至还对很多小细节斤斤计较，包茶不够啦，希望能换个心之类的招待细节，在里挑骨。但是到了台北，全然换了张脸孔，币原喜重郎的态度已经近乎卑躬屈膝般的厚顏无耻，连一向扮演黑脸的佐佐木到一，在谈判过程中，完全像个小媳妇，连大气都不敢一；更不要说像在南京一样，对国府三个谈判代表还鬍瞪了。

这让伍朝枢等三人越看越不，越想越生气，更想找机会借题发挥，作一两名日本特使。但三人待了一午，发现竟然找不到任何机会！

无论顾维钧提什么条件，币原喜重郎只会「嗨」一声，就上答应了！让伍朝枢、王正廷和王惠三个知识份，气得想飆脏话…，嗯…，其实脾气最不好的伍朝枢已经骂了！

他在午闭会前最后几秒，在币原喜重郎不知几百个嗨声之后，完全无法忍住地用广东话骂了一句；「嗨！嗨你老母啦！」他在南京听到最多的是「依耶」，也就是日文「不行，没办法」的意思。在这里，他一个午都没听到，只听到一路嗨、嗨、嗨…，你说怎么不让他火大？人跟人相比，差距有这么大嘛？

当然和现场不同人谈判没关係，是和背后是什么人谈判有关係。如果国府也能连战皆捷，顺佔了九州或四国，那么不要说币原喜重郎了，连广田弘毅都会亲自跑来南京鞠躬说嗨。这也是为什么王绍屏让日本特使来台北谈判的原因，一是给日本谈判特使更大压力，二是给国府面，不要在南京让其他国府成员看到一面倒的谈判况，当然诱使日本人前往南洋这件事，也不想让如同报筛的国府知晓，以免全世界各国驻南京大使、公使、代表都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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