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10月11日，达维亚，总督府。

达维亚海军司令达克曼·雷克上校与一众民官员安静地坐在总督府会议室，等待德林总督的到来。因为来得匆忙，他还未来得及打听此次会议的主题容是什么，但看到级商务参赞弗雷德·阿普顿先生和几位商务代表均显严肃的神，便知机地没有声询问。估计,又是公司某个商站或者某片市场区域贸易前景不是很好，这才令他们有些愁眉不展。

来自欧洲本土的调令已经来了，达克曼·雷克上校将卸任达维亚海军司令的职务，返回荷兰本土，海军，担任某支舰队司令。对此，雷克上校心是颇为不舍的,虽然返回荷兰本土海军任职,会后很大概率再次得以晋升，成为一名将军。但是，他却不想离去，因为在东印度群岛每年可获得的大量财富，而且危险也很小，地位也崇。

相反，回到了荷兰本土，担任一支舰队司令，就可能会与西班牙海军战，也有可能会在护航荷兰商船时，与凶恶的海盗于海上搏杀。但获得的报酬，却远远不如在东印度群岛任职期间收获的财富。唉,万事岂能尽如人意。

“先生们，非常抱歉,因为要和柔佛王国代表谈一些事,稍稍耽搁了。”科利斯·范·德林总督来到会议室，朝在座的民官员致意。

“总督大人，各位先生们,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因为明国尼古拉一官（郑芝龙教名）的无止境贪婪，而日益损害我们东印度公司商业利益之事。”级商务参赞弗雷德·阿普顿在德林总督坐定后，直接引此次会议的主题，“从历年的商业易记录来看，我们东印度公司自三年前开始，截止到上个月为，我们整个公司对日贸易额，幅度整整降了九成，现在更是到了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此言一，在座的民官员顿时哗然。虽然他们对与日本贸易有大幅萎缩，有一定的了解，但弗雷德·阿普顿中却直言有九成的降幅度，还是震惊到了众人。

“阿普顿先生，你所说的贸易额数据都是真实准确的吗？”德林总督皱着眉问：“虽然我们对日贸易额几乎是逐月萎缩，但目前的势，真的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要知，在五年前，日本市场，每年好像还能给公司提供近80--100万盾的贸易利。现在，真的很糟糕了吗？”

“是的，总督大人。”阿普顿说：“对日本贸易，已经于最糟糕的境了。今年截至到8月底，我们在日本市场只有区区二十万盾的贸易额，利也仅仅只有五万盾，对于我们整个东印度公司而言，已经降至一个非常微小的市场了，甚至还不如我们新开辟的安南市场。”

“全都是因为明国的尼古拉一官的原因？”德林总督沉声问。

“是的。”阿普顿说：“造成日本市场如今的形，一切的源就是尼古拉一官。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当初签订的贸易条款，还以明国的名义，禁止提供生丝、棉布、瓷，以及其他明国商品与我们。反过来，他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明国人份，大肆向日本倾销海量的明国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市场。很遗憾地告诉诸位先生们，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日本市场，或者说，我们被挤了日本市场。”

1639年，日本江幕府发布最严锁国令，除了大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其他所有国家地区均不能前往日本从事外贸活动。日本锁国令颁布后，还有后续的动作，如禁止平民穿用丝织品，不许奢侈，又封闭银矿，减少生产，以导致银价涨，达到迫使外国商品降价的目的。

日本锁国令，对荷兰人的贸易生态有极大的影响，因他们是依赖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大的航运能力谋取中日贸易的差价来赚取额的利。但郑芝龙却利用他垄断整个大明海域的特殊优势地位，以及较近的地理位置，迅速挤占荷兰人的贸易份额。

三年前，郑芝龙更是兵袭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台湾岛上的两个据，使得荷兰人在大明附近失去了贸易中转的立足。

而且，郑芝龙对整个贸易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对地的战，他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因影响丝织品的供应则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从广东及澳门裹挟织布工人150多至安海街外（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就地生产，以提供充足的丝织品货源。

因为日本锁国令，对澳门的牙人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曾经兴盛的对日贸易就此没落，只能睁睁的看着一批优秀的织工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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