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有十个兄弟妹，他七十大寿的时候，整整坐了二十桌。

我那时十三岁，写得一手好字。寿宴上，那幅裱装好的“寿比南山”一亮相，大家纷纷鼓掌，说老陈家生了一个大才女。

跟着辈一桌桌敬酒，笑得脸都僵，大家说的不过都是一样的话。

“你写得很好看，那个‘山’字，有真卿的风骨。”

在一片觥筹错之间，他把酒杯递至前，真诚而儒雅。

我怔了片刻，玻璃杯相碰，我们跟着大家一同举杯。没等我说一句“谢谢”，他和边的女人就一同说起了些“健康”的吉祥话。

慢慢听说，他和我姨姑离婚了。这位姨姑是我爷爷堂兄弟的女儿，关系实在太远，远到连我爷爷也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但她却又常常被辈们拿来谈论，只因她是家族里年轻一辈最厉害要的，在复旦一路读到博士，留在证券里了许多年。“年薪百万”——在老一辈的言语里，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数字了。

又说这位姨姑很明，找了一个上海本地的有钱人，两个人打拼了几年，在上海安家落，却一直没有孩。

至于怎么离婚的，几个姨姑聚在一起总有各版本。有的说是没有孩，他心不在了；有的说是姨姑太要，想要国去修。不过我总还是相信一个温和的版本，格不合而已。

我早就忘了他的相，之所以记了这么久，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很真诚的大人。

后来我也考到了上海。

第二年的暑假，晴晴带着我来非凡酒吧。她来过很多次，轻车熟路，把我一一介绍给她的朋友。

我不太会喝酒，走去吧台要一杯苏打。吧台里一个刺青的大汉在玩鞭，对酒保说：“这鞭起人来可不讲理，疼多了。”

酒保一面把苏打推给我，一面调侃说：“刘哥，您这自自擂，说了可不算啊，还得真上手试试。”

那大汉顺着酒保的动作看见我，忽地在我小臂上飞一鞭，迅速就鼓起了红印。

我哪里挨过这样的打，“啊”得一声回手，抱着小臂发抖。

伴随着玻璃杯噼里啪啦的碎裂，酒吧里有不少人看过来。晴晴连忙跑过来，拉我：“你怎么了？”

“我就说疼吧？”那大汉满意地看看我，对酒保说。

酒保走来收拾地上的碎片，从到尾，都没有问我一句话。晴晴比我更生气，指着二人问：“你们怎么随便打人啊？你们酒吧就是这样对客人的？”

酒保斜斜地扫视我们，挤眉地笑笑，“来这儿，不就是来挨打的吗？姑娘，你赚了。”

鼻发酸，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心，上一秒还沉浸在和很多女同好们相识的洽氛围中，一秒就在大广众之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

人群分开，有人走到吧台边，淡淡地对边上的服务员说：“把两位小带去休息室。”他的话好像很用，那二人一没了声音，又立即有人引着我们去休息室。

手上上了药，一个服务员来说，酒吧的老板和刚才的两个人想来跟我歉。我拒绝了，不想再纠缠，也不想看到讨厌的嘴脸。

服务员又说，外面有位先生想跟我单独见一见。我抬，他站在门。

晴晴跟着服务员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我说过，我已经忘记了他的脸。但是他合上门走到我面前，开说：“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安安吧？”

一句话，我就想起他了。

我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站起来想说话，却不知怎么称呼他，只能咬咬嘴说：“您…我该怎么…”

“潘序。”他声音温沉，没有什么责怪的意思。其实也是，都离婚了，他也犯不着兜十八个圈告诉我家里人。

“哦…”我，直呼其名不太礼貌，更加不知如何称呼，索略过了这一步，诚恳地说：“今天，谢谢你，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这里坏人很多，我觉得不适合你。”

男人尤其喜说这样的话，明明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还喜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