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只能说有一知。她要讨论的事是这祥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毋庸置疑。

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起因是我找她打针。这事经过如：农忙时队不叫我犁田，而是叫我去秧，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认识我的人都知，我的腰上有旧伤，而且我在一米九以上。如此了一个月，我腰痛难忍，不打封闭就不能睡。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镀层剥落，而且都有倒钩，经常把我腰上的钩来。后来我的腰就像中了散弹枪，伤痕久久不褪。就在这况，我想起十五队的队医陈清扬是北医大毕业的大夫，对针和勾针大概还能分清，所以我去找她看病，看完病回来，不到半个小时，她就追到我屋里来，要我证明她不是破鞋。

陈清扬说，她丝毫也不藐视破鞋。据她观察，破鞋都很善良，乐于助人，而且最不乐意让人失望。因此她对破鞋还有一钦佩。问题不在于破鞋好不好，而在于她本不是破鞋。就如一只猫不是一只狗一样。假如一只猫被人叫成一只狗，它也会到很不自在。现在大家都她叫破鞋，得她魂不守舍，几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了。

陈清扬在我的草房里时，臂赤穿一件白大褂，和她在山上那间医务室里装束一样，所不同的是披散的发用个手绢束住，脚上也多了一双拖鞋。看了她的样，我就开始捉摸：她那件白大褂底是穿了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没穿。这一可以说明陈清扬很漂亮，因为她觉得穿什么不穿什么无所谓。这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自信心。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黝黑，房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房不垂而且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黑，把房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陈清扬听了这话，脸发红，怒目圆睁，几乎就要打我一耳光。这女人打人耳光了名，好多人吃过她的耳光。但是她忽然了气，说：好吧，破鞋就破鞋吧。但是垂不垂黑不黑的，不是你的事，她还说，假如我在这些事上琢磨得太多，很可能会吃耳光。

倒退到二十年前，想像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景。那时我面焦黄，嘴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发如败棕，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都是橡膏粘上的，跷着二郎，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氓相。你可以想像陈清扬听到这么个人说起她的房垂不垂时，手心是何等的发。她有神经质，都是因为有很多壮的男人找她看病，其实却没有病。那些人其实不是去看大夫，而是去看破鞋。只有我例外。我的后腰上好像被猪八戒筑了两耙。不腰疼真不真，光那些窟窿也能成为看医生的理由。这些窟窿使她产生一个希望，就是也许能向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有一个人承认她不是破鞋，和没人承认大不一样。可是我偏让她失望。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天里，队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使它老是偏过来看人，好像在芭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三个途径：１、队家不存在一只母狗；２、该母狗天生没有左；３、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家确有一棕母狗，该母狗的左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击，而且枪法极。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汽枪，用一碗绿豆弹，在空粮库里打了二斤耗。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罗小四。汽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何况队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了是我。所以我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认。所以天我去秧，撅在地里像一半截电线杆，秋收后我又去放，吃不上饭。当然，我也不肯无所作为。有一天在山上，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汽枪，队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我就一颗弹打瞎了它的右。该狗既无左，又无右，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看见——天知它跑到哪儿去了。

我记得那些日里，除了上山放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可是陈清扬又从山上跑来找我。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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