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多或少地，在更年轻一的时候也确实这样想过。

但是现在的况跟我的预想有所不同：我坐在桌前面，绞尽脑试图写一个故事，这觉就好像令人回到了小学三年级，而实际上，我对小学三年级的印象除了那帮会抢你午饭的混小之外也没有什么了。

我得承认：比起一个“故事”，我写的这东西显然更像是一份遗书。

——好像那些劣质的悬疑小说里总会现这剧：一个人，通常是个神经兮兮的老（正是我在许多人里的那形象），给了故事的主角一个保险箱，神秘地告诉他“你要等我死了之后再把保险箱打开”。然后当然啦，这个龙角很快会神秘暴毙，主人公打开保险箱，从里面拿一沓泛黄的手稿……

这样的故事的恐怖氛围还够厚吗？这正是我要的事：我会把这堆鬼玩意写完，然后给一个我信任的人，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死了并且被抛尸在州际公路上，就让他把这堆东西发表到互联网上去。

这样，等到有一天我真站在那个杀人凶手，我就可以对他说：“你不能杀我，要不然你肯定不知我会把什么东西发到网上！”

——“互联网”，我才二十岁的时候，肯定想不到未来有一天会把这“我要动动手指敲一回车键”当成保命的手段。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东西能保住我的命吗？会想要杀我的那个人真的会在乎吗？谁也不知，包括我。

……回看我刚才写的这堆玩意，我好像又把话说得太啰嗦了。不过算了吧，我实在是懒得再开一次了。那么就正题，让我把整件事从说起：

我第一次关注到阿尔利诺·克斯其人，是在2016年10月18日。

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于兴趣调查各式各样的谋杀案，在这样黑警横行的城市里，只要有门路，钱搞到警方的资料并不算是多难的事。但问题在于警方本也没有多少展，而我的似乎一年比一年更疼。

当时——任何稍微关注一新闻的人都会记得——正是一起谋杀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间，一个连环杀手在夜里猎杀穿红裙的女士，这让晚上敢踏上维斯特兰的街的人又少了一成。

那几天艾·托德刚好因为一项追捕工作来了维斯特兰，为了跟我打听可以避开警察的城小还跟我吃了顿饭。他的言语之间当然地透了对这个见鬼的城市的反，我一直不太喜这小——他有些谨慎，实际上，照我大分老朋友的看法，他是太过谨慎了。他不接任何跟黑帮搭边的单，离任何可能的危险事都远远的；有些人把这称之为理智，其他人则觉得这就是懦弱。

托德说他接了个大单：一位弃保潜逃犯，保释金达十五万金，也不怪雇佣托德的商业担保人心急如焚。如果托德能抓住那个弃保潜逃的家伙，他至少能从这单生意中拿到两万金。

托德说他要抓的那个人叫鲍·兰登。

我是在维斯特兰活的年最的赏金猎人之一，托德遇到类似的问题当然会来请教我。当然啦，两万金的收多少令人红，我当然会想，既然要抓一个维斯特兰的逃犯，为什么不联系我呢？而是千里迢迢去联系一个住在雪城的年轻人？

但是我依然没有多想，我告诉他我所知的信息，他很快离开了维斯特兰——直到18日，我看见了那些新闻。

之前作为莎拉·阿德曼一案的嫌疑人被逮捕的维斯特兰法医局首席法医阿尔利诺·克斯被无罪释放，而鲍·兰登则被确定为那一系列谋杀红衣女的谋杀案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