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砖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班回家他死人般在沙发上的样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况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远之时，村东的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

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圆的蠢东西，我竟涌一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

直到２０００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桉来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

了杀猪刀，挨门挨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５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重演」，「万般无奈之」（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

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诈的村跑学校向母亲告发。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

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午，我推车门时，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

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的冷战。

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

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得着你来？」

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

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一样，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但也并非竹篮打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５

万块钱。

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天我害了脚气病。

母亲怪我脏，则说：「你心思活络了。」

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的新枝，悄无声息却

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

照这么去，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

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

，「这样会经脉逆，疏导火气」。

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